2003年，中央取消了夏季到北戴河办公的规定。党、政、人大、政协、军五大领导班子夏季不再到北戴河办公。同时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等地。被称为“夏都”的北戴河，其“夏都”身份开始成为历史……
“夏都”之名
提起北戴河，可谓是家喻户晓。它是渤海湾金项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北戴河位于秦皇岛市西南部，东起狼牙山桥，西至戴河口，海岸线长约15公里，是享誉海内外的旅游避暑胜地。197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1年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然而，关心政治的人提到北戴河，重视的是它的政治色彩，因为它曾被称为中国的“夏都”。
“夏都”之名的获得，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于1954年设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在这里曾经产生许多重大的决策和重大事件，在这里曾导演出共和国历史舞台上一幕幕悲欢交织的生动图景，这些都使得北戴河同钓鱼台、人民大会堂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引发后人无尽的追思。
北戴河休养所的设置
解放之初的北戴河海滨，便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1949年4月，解放军军管会接收铁路宾馆、莲蓬医院和交通株式会社社员休养所，一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患有慢性病的领导干部以及伤残人士在此得到妥善照顾。在为领导干部选择疗养之地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考虑到职工群众的疗养问题。
第一所疗养院：中国铁路总工会
1949年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工会北戴河肺结核疗养院，这是在北戴河海边建立的第一所工人疗养院。1950年初，又在北戴河海滨建立了外交人员休养所，休养接收了位于东经路、东一路、东二路、保二路、保三路和中海滩一带的别墅34幢，开始接待当时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等国的驻华使节。
当时，北戴河的主要建筑是北洋军阀时期外国人在那里建的那些高矮不一、造型别致、风格不同的别墅，以及日本人占领期间和国民党统治期间又增盖的一些小别墅。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的并不多，主要考虑当地气候潮湿，可供度假的时间也不长。1960年的北戴河十里长滩，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东面属于东山区，北京军区、河北省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基本上属于河北省；中区是北戴河的市区，50年代和60年代还是小镇，国务院政府机关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夏天休假的地方；西区是属于中直机关的，也称中直机关疗养院，由中央办公厅管理。再往西就是部队的房子，总参、总后、总政在哪里有些别墅，但是不太多，当时还比较荒凉，最热闹的当属于中区。
中央所在的西区比较安静，中区和西区之间是隔离的，有警卫人员守卫。在西区的山坡上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盖了一个礼堂。文艺演出、看电影、娱乐活动都在那里。礼堂的东面是毛泽东的住地，那是一排比较宽大的平房，即中直疗养院1号楼。房子东头是住宿的地方，西头是会客的地方，中间是书房和饭厅。刘少奇住在半山腰的别墅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都围绕在小礼堂周围的别墅里，多数是平房，个别的是楼房。只有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住在靠近海的马路旁，都是两层楼的别墅。
那些年，作为一种礼遇，北戴河接待着全国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作为一种荣誉，北戴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避暑办公的指定地点。至于北戴河外交馆的诞生，则标志着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他的尊贵客人、友人提供的一种方便和尊敬。宾馆作为国家外交部所属的为外交路线服务的重要场所，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以及国家主权的尊严。
朱德：第一个住在北戴河的中央领导
1949年6月，当时因身体不太好而不主持重要工作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到北戴河海滨。他是第一个来此的中央领导人，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对其夫人康克清感慨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话虽如此，这位老革命家仍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响应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人死后应火化的号召，没有土葬。
毛泽东：天天都去游泳
解放初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央领导人忙碌万分，只要身体能够支持，绝不休养。毛泽东虽久闻北戴河之名，也非常爱好游泳，却在解放后的4年多都没有去离北京很近的北戴河。
毛泽东第一次去北戴河是在1954年4月。住的是“章家楼”。出于一种习惯，毛泽东不爱住洋楼别墅，愿意住平房，但是却喜欢房间高大宽敞。正是如此，中直疗养院建造了一号楼，实际上是一排平房，这就成了毛主席每年过来避暑办公的地方。
毛泽东自1954年4月首次到北戴河一游后，这一年夏天又到此住了很长时间，直至9月间。其他领导人回北京后，他仍留在那里，可见非常喜欢此地。
对于那年夏天的情景，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载。
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就在北戴河办公。考虑到他以后会经常到此，中直疗养院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号楼。这一年夏天，中央首长来得特别多，开会也方便。每天工作之余，毛泽东一定要去游一次泳。那一年游泳，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特别深。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
一天，他游到兴头上，旧话重提，忽然朝我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吗？我们比一比。”行啊，我们比速度。“我朝他靠近。”你聪明，我也不傻。我不跟你比速度，我跟你比耐力，比持久。“”那不行，比赛都是比速度。“ 我知道毛泽东下了水就不愿上岸，就那么不停地游。我可不行，时间一长非抽筋不可。”你别骗我，有比速度的就有比耐力的。要达到胜利的彼岸，首先必须有耐力。要坚持时间长，要游得远才行。
毛泽东不慌不忙只管向远处游。他游泳的轻松自如完全如他后来在词中所写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半小时后，我坚持不住了，气喘吁吁爬上船，乘船随毛泽东遨游大海。毛泽东指指我挖苦道：“他很进化么，很有办法，游不过岸就划船划过岸。”大家都笑。许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气，然后再下水陪毛泽东游。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像往常那样，毛泽东游了一个多小时，经我们一再劝说才上岸。
卫士们替毛泽东擦干身体。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他天天这样念，有时夜里工作疲劳，出门观海也是这样念，听多了我便记住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那几天，毛泽东总看《古诗源》。有一天，他让卫士找地图来，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 我惊讶：“曹操也来过这里？”“当然来过，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
这一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停留最久。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没有走，直到九月天凉，仍每天下海游泳。可惜他登碣石山我没能一道去。他写了著名的词《浪淘沙·北戴河》。他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煜的词意境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他说他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我喜欢毛泽东的《浪淘沙》。特别是最后两句，将曹操的“秋风萧瑟”顺笔一颠倒，便成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跟在毛泽东身边，迎秋风听海潮，词中的意境和情绪感觉格外强烈，可以说动人心魄。
徐涛的这段回忆，生动地描绘出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此时，新中国的建设蒸蒸日上，毛泽东心情非常好。除了游泳外，还触景生情，重新认识曹操，而且所用的标准，是破除了千年来封建文人以刘姓的汉朝为中心的正统观念，用的是“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一生产力标准。这种正确的历史观，确实令当时的人耳目一新。
波澜壮阔的北戴河不仅记录下了一代伟人翻腾在大海里的雄姿英发，也发出了领袖气壮山河的声音：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炮击金门。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虽然历史已经将这些发自北戴河的决策检验清楚，但是国人依然佩服和惊叹毛泽东主席那吞吐风云、俯仰天地的气魄和人格魅力。
周恩来：与邓颖超伉俪情深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领导们去北戴河的日子。可是，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却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脱不开身，在北京处理各种政务，避暑自然也是让位于工作。
在全国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一直体弱多病，处于休养的状态。自50年代中期起，她在夏季也到北戴河避暑疗养，而且经常先于周总理到达北戴河。
1958年夏季，邓颖超已经到北戴河好几天了，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总理却迟迟没有到。共和国日理万机鞠躬尽瘁的总理，总是会有一些突然要处理的事情，被绊住了便无法脱身。每当这种时候，虽说已是老夫老妻，但是邓颖超还是会对总理生出很多思念。于是每天就会往北京打一个电话。她拨通电话，只要“喂”一声就能大致听出周总理的身体状况，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两个人总是这么默契又这么恩爱。
有一次，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萧远音教会邓颖超唱《敖包相会》，还把“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邓颖超随之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唱了一曲《敖包相会》。周恩来听了很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学会唱这首歌的？”邓颖超说：“大米(萧远音)在我这儿呐，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会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之后，就该过来了。”
一首《敖包相会》诉说无尽思念。志同道合的两个人，阅遍无数人生风景，荣辱与共，一起携手看细水长流。
江青：嫉妒王光美
中央首长们夏天常去北戴河避暑，夫人们自然也相随，在这里成了相互往来的场所。然而，个别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嫉妒等心理不平衡现象。这一点，在江青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江青自全国解放后，就长期处于养病状态，4次去苏联治病。她因做放射性化疗，身体反应比较大，回国后也很少同毛泽东在一起，而经常单独到南方疗养。据当事者回忆，江青有时也到北戴河海滨来，游泳却不多，经常是在海边晒太阳。
江青游泳水平不行，只会“狗刨”。当时浴场里的女人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很多，大家一般都并不在意自己游得是否难看。可是江青却不然，她有一种特殊的自尊心，特别是一看到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下海游泳，更是看不惯。王光美会蛙泳、侧泳和仰泳，江青看到王光美会游这几种姿式，鼻子里哼一声，不屑去看第二眼。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江青在延安时便表现出强烈的嫉妒心，看不得别的女人比自己穿得漂亮。毛泽东也批评她，就是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江青这些毛病表现在北戴河的浴场，毕竟还没有什么。后来此种心理用于“文化大革命”那种反常状态下的政治斗争，便发展成为一种迫害狂，不仅王光美等人遭难，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深受其害。
林彪：北戴河96号楼的最后时刻
1971年夏秋之交的北戴河，十分安静。多数地段都是人去楼空。在原来的中央常委中，毛主席由于年纪已大，身体日衰，更愿意去南方而不是北戴河休养。周恩来总理自“文化大革命”后一人撑起主管国家经济运转的重任，日夜奔忙没有闲暇，根本没有时间去北戴河休养。而邓小平、刘少奇都被错误的打倒，陈云也“靠边站”，朱德总司令则被当成“老右”的代表，夏天偶尔还会来北戴河住上一段时间。此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在北戴河居住时间最多的是林彪。
当时林彪住在距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那是一幢两层的小楼，为中直疗养院96号楼(现在编为62号).
进入1971年9月的北戴河，海水已经变得很凉，原本就寥寥无几的疗养者，此时更是纷纷离开。只有在96号楼( 现在称62号楼)居住的林彪仍冷冷清清地纹丝不动，旁边有一批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在守卫。
此刻没有人知道，这实际已是林彪、叶群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大概也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时节。
在“九一三”事件前的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再细看一下，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他们在讲什么呢？据后来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法庭证实，叶群主要向林彪信任的“四员大将”了解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以及北京的政治动向。至于林立果一伙“小舰队”想采取暗害手段对付毛泽东，现在还找不到证据说明黄、吴、李、邱4人预先知道，因此“两案”的判罪书中也未列入此4人。不过林彪、叶群显然也明白，如果大事成功，这几个老部属和有特殊关系者自然会跟着他走。
从外部传来的消息中，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在南巡时“打招呼”，实际上是要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这预示着，不但顺理成章接领袖的班已不可能，现有地位也难保了！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到了这天晚间，9月7日晚约21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定是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叶群这里把主要注意力转向飞行，在北京的空军办公室副主任、那个林立果最铁杆的伙伴周宇驰也同样专心于此。他在北京找原空军司令部原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又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那个几天来最积极活动的周宇驰又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雷达兵部署图。这天晚21时，周宇驰又布置当时已成为他“小舰队”成员的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这些东西，自然马上能搞到。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一会儿要北，一会儿又要南，可能还在多方考虑逃跑方向。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据揭发材料称，9月11日当天，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小舰队”的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广州的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据说，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向大家发枪。
据揭发材料称，北京的“小舰队”当时准备南逃广州，然而这边的林彪、叶群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叶群正在密室中忙着商议出路，可是从表面看96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感到林彪夫妇情绪有点不对，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天，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看来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无心看电影的林立衡走出门去却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3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后，二大队长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据汪东兴回忆录上记载，他当时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听到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后，周恩来马上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汪东兴回答说：“可靠。”周恩来马上嘱咐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汪东兴和张耀祠随后时时守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周恩来得知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马上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要求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放下这个电话，周恩来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周恩来让海军政委、实际上主持海军工作的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周恩来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恩来马上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接着，他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因为吴法宪与林彪有特殊关系，自然令人信不过。周恩来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李作鹏接到周恩来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这位“副统帅”多年的特殊关系使其难以自拔。李作鹏又联系到9月6日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关于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他对周恩来追查256号飞机感到很不寻常，而且感到害怕。李作鹏出于同林彪的特殊关系，此时站到自己效忠的“首长”一边，为此玩了一个花招。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周恩来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后来，这成为林彪能够逃走的重要原因，也是李作鹏的一项重要罪状。
北戴河合影：周恩来(右一 )黄敬(右二)韩文信(右三)陈毅(左二)邓颖超 (左一)
得知了山海关机场有飞机这一情况，晚上11点半钟，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据当事者记述，通话内容是这样的：周恩来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恩来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接着，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慌了起来。她马上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说什么：“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当时周恩来说的这番话，并不是想稳住林彪、叶群，而是确实打算去北戴河，为此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周恩来已经想到林彪有外逃的可能，于是他要求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并说“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在这紧要的关头，周恩来还是想阻止这位党章上写着的“副统帅”、“接班人”走上绝路。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为然，这次是为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所采取的行动。
据李文普回忆说，周恩来总理打过电话后，林彪坐在沙发那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叶群也惊慌地说：“越快越好。”林彪命令一下，96号楼便开始忙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走的这么慌张。
林彪一行强行开车离开96号楼，向北戴河海边冲去，直接上了256号飞机，强行离开山海关机场后，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现在的96号楼，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邓小平：浴场“会见”群众
邓小平对北戴河海滨很熟悉，很有感情，他特别酷爱这里的大海。每年到达北戴河的当天，他都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在浴场，小平同志喜欢与群众打成一片，上岸休息时经常向他们挥挥手，有时还要交谈上一会儿，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1980年8月4日上午，小平同志在西山浴场畅游了近两个小时，上岸换好衣服后，小平同志与夫人卓琳以及女儿一起在浴场过道里休息。游人们知道邓小平在这里，都放慢了脚步，热切地向过道里张望，想看上一眼这位举国尊敬的领导人。似乎是看透了游客们的心思，邓小平示意卓琳往旁边坐坐，敞开游人的视线，这样就一下子拉近了党和国家领导与普通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过了一会儿，小平同志走向浴场阳台，坐在藤椅上观赏海景。他不时地环顾一下周围的游人，发现很多人都在他坐的地方拍照，但距离太远了，有几个人似乎还想再走近一些。看到这种情况，他叫来警卫人员，让他们去请游人们过来拍一张合影，并亲自选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又请了一位当地的摄影师。大家上前就位，小平同志然后对摄影师提出一个要求：“大家都不挡住才好。”照完相，又嘱咐摄影师说：“合影要收工本费，每人一张照片。”参加这次合影的游人都是凑巧碰上的，大多是来自清华、北大的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小平同志的“会见”和言语让每个人都很激动，大家高兴地长时间鼓掌致意。
北戴河何去何从
1984年：北戴河18年中断办公后再度恢复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持续到1965年夏天。这一年夏天国内经济状态大有好转，政治气氛却显得沉闷，尤其是在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后，许多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正常，交际大大减少。大多数电影和戏剧因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禁，这使海滨剧场也显得单调和冷清。北戴河海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央来的领导人已不多，预示着一场人为的风暴将会来临。
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8个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领导运动，也不再来北戴河。在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中央机关内也卷起相互攻击、揭发和贴大字报的风潮，以致“当权派”们几乎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时，到北戴河避暑根本无从谈起。原来设立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取消。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就此中断了18年，然而此间中共中央在那里召开的诸多会议和留下的重大决策，却留在了史册之上，值得人们认真地反思……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大批曾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得到平反，中央和地方的疗养院又重新收归各个部门，过去的疗养制度又逐渐恢复。一些年事已高的中央负责人在夏天到北戴河半休养半办公，国内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重要决策又开始和北戴河有关。
1983年为了整顿社会治安而进行“严打”的决定就出自北戴河。同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到秦皇岛视察，说明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要在北戴河办公。从1984年开始，北戴河再次被称为中国的“夏都”，不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人夏季到此办公，包括中顾委的领导都来此办公休养。为适应形势发展，自70年代末，国务院也开始对外宾休养所陈旧的房屋设施进行改造，新建了一些二至三层的新式楼房，每逢假期，又能供越来越多的驻北京的他国外交人员在此休息。为了更好的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发展，1987年将外交人员休养所正式更名为外交宾馆。
1983年邓小平到北戴河居住，于7月31日视察秦皇岛；1984年8月16日，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丁肇中；1985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日本参议院院长木村睦男；同年8月1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强调了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1987年7月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14位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再次来到北戴河，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来到这里，默默的告别大海
除邓小平外，其他很多中央领导人也在北戴河一边休养一边办公，尤其是整个90年代，北戴河的夏季都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等单位在暑期办公的重要地点，很多领导人在炎热的夏季都在此一边办公一边游泳，处理了诸多重大事务。这些领导人有胡耀邦、杨尚昆、万里、张爱萍、田纪云、李鹏、谷牧、廖汉生、康克清、丁关根、温家宝等等，北戴河成为了夏季中共中央处理内政外交的办公场所，是名符其实的“夏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