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大众眼中，他们同为天赋异禀的“钢琴王子”，但只要稍稍了解二人，就会发现他们从性格经历到演奏风格都十分迥异，郎朗的表演激情澎湃，几近癫狂；而李云迪则十分内敛阴柔，这也正切合了两人的性格，一个像火一个像水，恰似古龙笔下的小鱼儿与花无缺。2010年是肖邦诞辰200周年，肖邦的祖国波兰决定，把最高艺术奖授予一位中国钢琴天才，他就是以善弹肖邦闻名全球、被称为“浪漫派钢琴大师接班人”的李云迪。提到李云迪，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另一位同样被西方推崇的东方钢琴天才少年郎朗。同样都是中国人，都是1982年出生，都在国际钢琴大赛上摘得过桂冠，都与唱片业巨头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约。乍一看，他们就像是一对出生后即被拆散的双胞胎，成名之路相似却又不同，如今的境遇更是迥然不同。李云迪和郎朗基本上都是80年代席卷中国的“钢琴热”的产物。从电视到古典音乐，“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激发了中国人对所有西方事物的兴趣。郎朗学习用的钢琴是中国产的，花去了他一家年收入的一半。拖着一家子，他离开东北老家，到北京跟一位曾在欧洲学习过的中国老师学弹钢琴。他十三岁即在柴可夫断基青年音乐家比赛中获奖，他在亚洲的音乐生涯从此开始。而李云迪则是七岁那年学完手风琴后再学钢琴的，他也是跟着家人离开四川家乡，到经济特区深圳学钢琴，是那里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条件，不然，他也不可能走上钢琴之路。有意思的是，他们走向西方的人生道路并不相同。1999年，17岁的郎朗在芝加哥拉文尼亚音乐节明星演奏会上，戏剧性的紧急代替身体不适的安德鲁·瓦兹，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场前，著名艺术大师斯特恩对观众介绍郎朗说：“你们将从这位年轻的中国男孩身上听到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果然，当最后一个音符演奏完毕，听众全体起立欢呼。
对郎朗来说，更重要的是，那天凌晨两点左右，在长达五个小时的音乐会之后，租宾·梅塔在聚会上问他是否还能“弹点别的什么，比如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于是，在半夜两点半，我们又部回到音乐厅，”郎朗回忆说，“我凭着记忆脱谱弹奏。第二天，当这个传奇故事传开后，我就像抓着火箭一般，我的事业起飞了。”李云迪的发迹只比郎朗晚了一年。2000年，已在上年度在乌得勒支获得李斯特钢琴比赛第三名的李云迪，犹犹豫豫参加了华沙肖邦国际音乐大赛。抱着“增长见识”和“为观众而非为评委演奏”的心态，他成为十五年中获得肖邦国际音乐大赛金奖的第一位钢琴家。与DG公司签约可能是这两人最后一件经历相仿的事情。当郎朗每年参加120场音乐会和独奏会、沿着名人关系的阶梯向上爬时，李云迪选择的却是一条更低调的、也更深思熟虑的道路，他只用半年的时间演出，其余时间还是跟着老师阿里·瓦迪学琴，在汉诺威过着学生生活。虽然在大众眼中，他们同为天赋异禀的“钢琴王子”，但只要稍稍了解二人，就会发现他们从性格经历到演奏风格都十分迥异，郎朗的表演激情澎湃，几近癫狂；而李云迪则十分内敛阴柔，这也正切合了两人的性格，一个像火一个像水，恰似古龙笔下的小鱼儿与花无缺。
直立的发型、大胆的衣着、以及华丽的表演，让郎朗有时候看上去不像一位古典音乐家，倒更像一位摇滚明星。他签约十几个知名品牌，代言无处不在，他还出个人专辑，出自传……在很多批评者眼中，郎朗总是那么“不务正业”，他总是在很多音乐以外的领域上耗费心力。擅长表现是郎朗的强项，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接受采访时，他的这一特点颠覆着世人对中国人“害羞与谦虚”的传统印象。英国权威媒体《金融时报》的记者在采访完郎朗后写出了这样的报道：“他不停地鼓吹自己，以及不知疲倦地亮出一串串名人名字的做法，很快就显得比蚝油芦笋牛肉还没有吸引力（记者与郎朗边吃边聊）。”与郎朗合作过的指挥家曾公开表示，他的音乐家素养浅薄，《纽约时报》更这样批评他的演奏“常常不连贯，随意任性，轻率粗糙。”相形之下，西方评论对李云迪就客气得多。对李云迪最激烈的指责，也只是说他在舞台上看上去显得“超脱”了些。李云迪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当我上台面对观众时，我的情绪实际上已进入了钢琴。”每次独奏的时候，李云迪都从音乐厅台旁匆匆走出，飞快地向观众的方向一鞠躬、笑了笑，燕尾服几乎还没有碰到地板，他已经一头扎进了肖邦的四首谐谑曲中了。李云迪身上这种天赋英才又带点孤芳独赏的气质，以及演奏中既像奔放的舞者，又像忧郁诗人的舞台风范都与肖邦有着几分近似，对此，李云迪解释说：“我想大家看到的多是我在台上沉思和专注的状态，其实台下的我也很爱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