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5年，中、日、韩三方的合作，让这部反日题材的电视剧说服力更高，故事性也更真实，而非如今的“抗日神剧”该剧将那段生灵涂炭的民族耻辱史，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每个观众的面前，不仅让人重拾过去的记忆，重温民族的痛史，而且还如同一剂清醒剂，给人警醒，让人真正领略到悲剧的力量和悲剧之美。其次，此剧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简单化、表象化地向观众“展览”劳工肉体上所受到的摧残，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着力刻画战俘所受到的那种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精神折磨，而这远比肉体上的摧残，更令人心悸。剧中对日本官兵精神层面上的深入挖掘，也令人耳目一新。在揭露日军暴行时，无不让人感到，这并非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军国主义结出的怪胎。
而最初选演员时的情景，至今还感动着杨阳。她说：“我在日本挑演员的时候，首先是给这批十五六岁到二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讲这个故事。孩子们开始的时候都怀着一份好奇心在那里认真地听，可讲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实在讲不下去了，面对他们那种特纯真的目光，我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将那么一个残酷的故事讲下去，因为我突然间觉得我这样直接告诉他们当初日本人是如何残害中国人，也是在对他们进行着伤害。但这种念头是一瞬间的事，我后来还是讲了下去。”果然不出杨阳所料，当她把故事讲完的时候，在场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把头低下了。沉默片刻之后，杨阳问他们：“在听完这个故事后，你们谁还愿意来当这部剧的演员？”结果谁都不说话，只有一个男孩站起来说：“我要参加。”杨阳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曾有一个老师给他讲过这些有关战争的事，那个老师劝他一定要为反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也是在选演员的时候，杨阳看到一个肤色白净的学生，她说：“当时，我突然就觉得在这个剧中，应该有一个特别纯的日本兵，他的心灵从来没有被战争玷污过，他非常善良，他中学一毕业就被征兵到这场战争中来。我要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日本孩子在没有目睹过如此残暴状态的时候，他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而最初的剧本里本来没有这个角色，这都是在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突然闪现出的想法。”杨阳于是便特别期待这个孩子表态，结果他当时也是一阵无言。“他说让他想想，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都想着他肯定因为承受不起这样的现实而放弃了，结果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导演，我愿意。’这是前年的事，他当时问什么时候开始拍，我说要一年之后。”就这样又过了整整一年。直到去年夏天，剧组即将开机时，“我几乎都已经把他放弃了，我以为他可能经过这一年又产生了变化。”杨阳说，“可就在这时，他给我发了封邮件，问我还要不要他演出。我当时特别意外，我说当然特别希望你来。结果不久他就坐着船从日本到了天津，又转车到了我们的北京剧组。”
杨阳被日本演员感动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演员就在我拍戏的时候提建议说，‘导演，我觉得拍这段戏应该用日本茶道的道具更真实。’我想了想也是，可还没等我提出要剧务去准备道具，他就立刻从兜里掏出一套从日本带来的真茶具，说让我用这个。”杨阳提起这些事，嘴就停不下来。临了还在不断向记者举例子，说还有个小演员，从日本带来了两箱衣服，让导演从中选，而其实他演的那个角色也就是一套衣服的事。当问及杨阳为什么会得到如此待遇，她说：“在东京，很多人都对我说，‘导演，我很敬佩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直率地表现过历史。’或许这便是原因所在吧。”
采访杨阳的时候，她的身边除了剧中男主角段龙以外，还有两个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和阿部力，其中矢野浩二在剧中扮演的是日军军官冈田总监，阿部力扮演的是“寻找从前”的中国男青年萧忆。之所以把他们二人带来，除了因为他们是剧中主角外，还因为他们的汉语说得最好。生活中的矢野浩二是个性格开朗，十分爱笑的青年，阿部力则是一个寡言的小酷哥。
面对若干中国记者，杨阳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当年日军的暴行，记者在记录她的言辞之外，不时地在观察矢野浩二和阿部力的表情。当杨阳在提到老虎凳时，突然转身对矢野浩二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这都是你们日军干的‘好事’。”矢野浩二立刻边点头边连道对不起。其实，杨阳很清楚，这些日本演员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鼓起很大勇气了，这种姿态其实更令人敬佩。她在剧组成立的第一天就对所有工作人员提出要求：“禁止在剧组中用‘鬼子’、‘小日本’这样的污辱性词汇。”杨阳在阐述该剧的片名时也曾说：“很多东西其实根本不需要证明，因为‘记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结束采访时，记者与矢野浩二握手，并对他说：“你真的不必道歉，那些事与你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