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上将，在国民党战败退居台湾的时候，李宗仁也曾出走美国。但是在1965的时候辗转回到了祖国，并且受到中共相关领导人的欢迎。不过李宗仁回国后的待遇怎样呢?李宗仁回国后悔了吗?李宗仁回国后的职务是什么?下面本站的小编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李宗仁
1963年夏，李宗仁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采访时坦言：“我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1964年2月，中法建交。李宗仁于2月12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效法戴高乐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以期奠定东亚和平。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来年李宗仁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质的转变，由长期坚持反共立场转到心系祖国，渴望祖国统一富强。促使他转变思想的原因，一是他内心固有的爱国情感，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百业兴旺，前途一片光明。当年1月，周恩来在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鼓励海外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和统一作出贡献。2月，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居住在香港的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的程思远先生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
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回到首都北京，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周恩来对程思远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希望海外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祖国发展的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谈到李宗仁时，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
程思远怀着兴奋的心情把回国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并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这在李宗仁的内心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1957年秋，程思远的女儿程月如去美国留学，每逢周末，她都到李宗仁家做客。见到自己旧部的女儿，李宗仁十分愉快。他写信给程思远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不久，李又写信给程说他保存着一些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实际上是在试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当程思远1959年国庆期间第二次到北京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几年来李宗仁的动态。周恩来说：“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忱，要向国家捐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叶落归根的意愿，希望他到欧洲先同你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1960年秋，李宗仁为对欧洲之行进行部署，特让夫人郭德洁到香港和程思远商量。为了摆脱美蒋特务的盯梢，商定会面的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经过长期的商量与筹划，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来深谋远虑的安排，离美赴欧旅游。当他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但在四个多月的旅游期间，两名侦探弄得筋疲力尽，并没有发现李宗仁任何可疑行动。到了苏黎世，两名侦探便跑到日内瓦寻欢作乐去了。这时，程思远赶来与李宗仁会晤。两人见面之顷，千言万语一时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毕竟十四年没见面了。两人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坐下，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李宗仁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
程思远向他转达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又如期返回美国。1965年3月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于是开始筹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工作。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华克城移民局申办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三个月。他对外界说是因为夫人郭德洁有病，已不能做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瑞士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移民局知道他两年前去过欧洲，并且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因此很快为他办了签证手续。
李宗仁
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飞欧。23日，郭德洁处理完余下的事情后，也飞抵瑞士。这将是他们回国的第一程。程思远接到李赴欧的电报后，第五次上北京听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向他传达周恩来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作的具体指示(当时周在非洲访问)。
6月28日，程思远到了苏黎世，与李宗仁夫妇会合。为了不致暴露目标，他们住在郊区。但是嗅觉灵敏的美蒋特务还是探知了李宗仁的意图。他们派人拿着白崇禧发给李宗仁的劝其“保全晚节”的电报，到苏黎世阻止李宗仁回国。倘若劝阻不成，不惜采用暗杀的故伎。李宗仁原打算等次子李志圣赶到后一起回国，忽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务必于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飞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这样，台湾来人就没有遇到李宗仁。蒋介石又密令其驻卡拉奇的特务机构暗杀李宗仁一行。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大使馆与巴基斯坦官方联系，得到巴总统的支持。3日凌晨，李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刚一降落，一辆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车，立即把他们接到了中国大使馆。蒋介石的暗杀阴谋破产了。
在李宗仁到达卡拉奇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香港《快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彩色标题新闻《李宗仁将返大陆》。
李宗仁和妻子
7月17日夜，在巴方的密切配合下，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陪同李宗仁和程思远，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707客机的头等舱全部包下来，零时13分，飞机从卡拉奇机场起飞，在夜色中向中国的领空飞去……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在首都北京机场，一架专机徐徐停稳，这时舷梯上走下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栖身海外十六年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李宗仁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李四光等党和国家、政协、军队的领导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的昔日老友和部下卢汉、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刘仲容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都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中华民国的最后一位代总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相互握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啊!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尤未为晚。”他还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李宗仁回国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搬进了一个院落。到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宗仁不是被中共党政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旧友宴请，就是被安排在北京地区参观。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李宗仁，原中华民国代总统，两位历史人物的手握到了一起。宾主的交谈幽默而愉快。当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主席
毛泽东还说：“你在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记者出席。在招待会上，李宗仁畅谈了他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自回国以来，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优礼相待，开诚相见，关怀备至。他对此内心感动，毕生难忘。他认为，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革命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有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宗仁回答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央统战部同志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还重游了广州、广西故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李宗仁目睹了祖国发展的情况后，感慨万千。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正当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怀。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
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一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起初李宗仁认为这既然是毛泽东发动的，肯定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伟人自有伟人的高明之处，他所指挥的事情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着实让李宗仁感到迷惑和不安。
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李宗仁的几个旧友黄绍竑、黄琪翔、刘斐等人及其家人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凌辱。黄绍竑被红卫兵抽打罚跪后，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感到心寒。他有一种预感：厄运很快就会降临李公馆!他想去找章士钊一起去见毛主席问问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章士钊说：万万不可，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谨慎为好。李宗仁的预感终于发生了。一天，他和胡友松坐车出门理发之后去医院买些药，结果遭受意外，胡友松差点儿被红卫兵从车上揪出来，说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吓得他们再也不敢随便上街。还有一次，6个红卫兵冲进了李公馆，经过李宗仁的耐心说教，倒也相安无事。
李宗仁
这些事让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对党外的民主进步人士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9月19日，李宗仁夫妇被秘密送往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都用了化名，李宗仁叫李敬之，胡友松叫唐伟。301医院里还住着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何香凝等人，不过大家并不能随便走动或任意交往。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这些高级民主人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李宗仁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浇花之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给胡友松讲故事，讲他在南征北战中如何出生入死，讲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讲他寓居海外如何思念故土，讲他与家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李宗仁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他制定的一项计划被迫搁浅。回国后，李宗仁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他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宏与大度十分感激。另外，通过参观，他看到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甚为振奋。因此，他想给祖国出把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再召回一些留在海外的朋友，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把这些人列了一个名单，其中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李宗仁将这些人的名单给周恩来看了，周说，除了甘介侯之外，其他的人我们都欢迎。为此，李宗仁还为黄旭初和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托尹冰彦向吴尚鹰、毛邦初寄去了问候和邀请的信函。可这一切都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被迫搁浅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红卫兵。李宗仁(请柬上写的是李敬之)再次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观礼和接见活动。周恩来问起李宗仁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李宗仁一边感谢，一边动情地说：“多谢总理。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毛泽东接见过红卫兵后，特意同李宗仁握手，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李宗仁和毛泽东
1968年以后，随着年事渐高，再加上文革中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4月，李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发现大便出血，开始以为是痔疮破裂，漫不经心。8月初，大便时大量出血，才重新入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于是进行割治切除，手术后恢复良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西总布胡同休养。
9月29日，李宗仁在家中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一张是让他9月30日下午6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国宴;另一张是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看到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无上荣耀啊!可是胡友松很担心，怕他身体受不了，劝说道：“德公，这两场活动，你就别参加了。我们让人把您的身体情况向总理说清楚就是了。”“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李宗仁态度坚决。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国庆宴会，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痛难忍，浑身发冷，体力不支，只好提前回家。第二天，他没能参加观礼活动，而是再度被送进医院，并且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日后周恩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原只是要他10月1日到天安门亮相一下，立刻回家休息，不必参加国宴。可是那个指示没有能够清楚地贯彻下去。
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和尹冰彦叫到自己身边交代了一些后事。他躺在病榻上，面庞清瘦，神智倒是十分清醒。他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却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库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还有几瓶酒(历经二百多年的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我想把它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胡友松
李宗仁又单独向胡友松交代了一些后事，末了他说：“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记得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交代完这些后事，他又让尹冰彦把程思远叫来。程思远来到医院，李宗仁口述请他代笔写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过，时针指向凌晨零时50分，李宗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年的生命旅程。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在李宗仁的遗体旁默立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大家说，他看了李先生写给主席和他的信。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台儿庄，一是回国。他说，李先生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