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筹建捐献志愿者库
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最近忙于与卫生部合作，筹建一个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其中包括为有捐献身体器官的爱心人士建立覆盖全国的红十字器官捐献志愿者库。
与器官捐献志愿者库对接的，将是全国160余家卫生部指定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以及每年150万等待接受器官移植救命的重症患者。
卫生部门统计显示，每年150万名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中，只有约1万人找到了器官源，获得移植。
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今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与卫生部在天津共同启动全国10省市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率先以天津、辽宁、上海等10个东、中部省、市为试点，为期1年，探索人体器官捐献的招募、器官的获取和分配模式，做好人员培训和对接，并开展社会宣传和器官捐献志愿者招募、登记、入库工作；明年3月，有望收到人体器官志愿捐献与临床移植器官获得试点的首份总结报告，“若顺利，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招募网络将在全国铺开”。这意味着，我国确立了人体器官“自愿无偿捐献、供给临床治病救人需要”的基本原则。
不久后，有身后捐献器官意愿的公民，便可到当地省级红十字会下属的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登记成为红十字器官捐献志愿者。
王平表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招募工作，任重而道远。影响成功的关键，是志愿者生前的意愿如何在其身后达成，以及捐献的器官如何能够找到需要的病人，并及时送到等待实施移植手术的医院，“这不仅仅涉及一个发达的信息网络和搜索系统，更需要器官捐献志愿者库与器官移植两个库的完善对接”。#p#副标题#e#
法律和观念阻碍捐献推广
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现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或将明确“捐赠者可选择临床死亡标准，是脑死亡或心跳停止死亡”。
309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州利说，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病例，少数“植物人”可能苏醒，脑死亡病人的全脑则呈现器质性的损伤，虽有心跳，却无自主呼吸，脑干反应消失，经颅多普勒B超显示脑死亡。脑死亡是永久的、不可逆的。
有观点认为，设定脑死亡标准，是为了获取良好的移植器官。对此，黄洁夫指出，这是群众认识上的误区，“设定脑死亡并非跟捐献有关。”
李州利说，到目前为止，全国也只有200多例脑死亡器官捐赠病例，这主要还是来自法律、观念上的障碍。
个案
践行“父子约定”遭误解
父亲捐出儿子身体器官，获家人支持，却受流言困扰
2009年11月4日下午，安徽阜南县第二中学17岁的王鑫在学校突然晕倒，被诊断为突发性脑出血，躺在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32天里，他被认定为生存希望渺茫。
2009年12月6日，已经为治疗举债13万余元的王保田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并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王鑫的两个肺、一个肝、还有一对眼角膜成功捐出，给至少3个人送去了生的希望和光明。
但是，在缺乏对器官捐献推广、宣传的村子里，误解接踵而来，甚至有人说王保田把儿子的器官“卖了”50万元。
王保田介绍，王鑫被送到医院后，只能靠呼吸机被动呼吸，医生说希望渺茫。几次脱机试验，均告失败。在医生处详细了解了孩子的病情后，王保田决定放弃治疗，并践行自己和儿子之间的约定———身后捐献器官。
王保田没想到捐献过程如此复杂：决定放弃治疗当天，他打了上百个电话，安徽省、阜阳市的红十字会都说不做器官捐献，最后找到深圳市红十字会。此后又签署了放弃治疗的协议，还签了捐献器官的志愿书，否则医院不敢为病人摘下呼吸机，捐献器官的意愿就无法实现。
对于捐献王鑫身体器官的事情，一家10几口人都很支持，但邻村人通过电视报道得知情况后，却传出“接受儿子器官的人给了50万元”的流言，“我能感觉到村里的一些人看我的眼光，可我们是无偿捐献，我们不对医院也不对个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愚昧无知。”
对于别人的误解，王保田说一家人现在很脆弱，很需要安慰、关怀和问候。
国外情况
美国：由于理想的器官移植源是意外死亡的健康青壮年，因此，美国一些驾驶员中的器官捐献志愿者，将自己在身后捐献器官的意愿声明，夹在自己的驾驶证后。如果自己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方便急救医生第一时间获知自己的器官捐献意愿。
西班牙：该国法律规定，若公民生前没有做出死后不愿捐献器官的声明，则视同身后可以实施器官捐献。每100万人中，每年有30多人在死亡后顺利实施了器官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