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英在看孩子发来的短信
提到艾滋病，好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恐惧，还是艾滋病人绝望的眼神?是避而远之的恐慌，还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对于艾滋病，好多人只是一味地盲目恐慌或抱有难以根除的偏见和歧视;而这种无知恰好是造成艾滋病迅速蔓延的因素之一，在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 来临之际，本报记者走近艾滋病患者，通过与他(她)们的交流来深深体会同一片蓝天下的不同命运，实地了解他(她)们在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支持下、在全社会关爱下，生产生活的情况。
4年前，本报记者在“世界艾滋病日”之前赶赴我省天水某县C乡H村采访了一位女艾滋病患者。她曾经万念俱灰，将3个孩子送到娘家，准备永远离开家乡。然而，在政府“四免一关怀”等政策的帮助下，加之基层卫生疾控人员亲人般的关怀与鼓励，这位女艾滋病患者逐渐打消顾虑，坚强地面对生活。4年来，她一个人扛起了5口之家的家庭重担。时隔4年之后，西部商报记者再次采访了这位坚强、憨厚、勤劳的女艾滋病患者翠英(化名)。
开场
4年之后谨慎夜访
据记者调查，尽管政府部门积极开展各种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活动，但是，部分人还是谈“艾”色变，唯恐避之不及，却并不了解它。“消除歧视，正视艾滋病，关爱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省一位资深防艾专家说。正因为担心引起别人对翠英的歧视，这次采访依然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2011年11月24日晚9时许，位于天水市某县大山深处的C乡H村已经沉浸在深沉而宁静的黑夜当中，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们早已关门休息。和4年前截然不同的是，上山的村道已经由坑洼不平的土路变成了平整坚实的水泥路，尽管有“熟悉地形”的县疾控中心性艾科的李医生带路，但是，黑暗中我们还是走错了路。根据李医生的电话预约，住在半山腰的翠英生怕采访车在夜晚“贸然”进村引起周围邻居们的猜测，她在电话里再三告诫李医生，车子在靠近山头的埂边停下，她和丈夫沿着山间小道来迎接我们。
我们在半道上见了面，原本可以进行的寒暄被“取消”了，翠英夫妇握着手电筒走在前面带路，记者和李医生跟在后面。要到翠英家，必须经过村前的十多户村民家，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都没有说话，抬轻脚步从村民的院落前走过。尽管这样，不知谁家的狗还是汪汪地叫个不停。夜色中，翠英家院子里的路灯显得特别明亮，“快进门，屋子里暖和。真是麻烦你们了!”翠英说。
坚强
一人扛起5口之家
这间十多平方米大的土坯上房里被整理得井井有条。记者发现，眼前的翠英看上去比4年前更加精神了，让人根本不敢相信她是一位艾滋病人，只是繁重的劳动使得她的双手结满了厚厚的老茧。而一旁的丈夫因为长期患病，身体显得很虚弱。“明早，我就要送娃他爸去市里看病，他的病不能再拖了。”翠英说。记者了解到，翠英的3个孩子目前都已长大成人，为了减轻家里负担，3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挣钱。
提起这几年来的艰辛岁月，翠英的丈夫心里充满愧疚与感动。“我的心脏不好，还有糖尿病等其他病，家里的重活干不了，里里外外都是娃他妈一个人操持。”翠英的丈夫说道。据翠英介绍，从2003年年底她被检测出艾滋病病毒以来，他们家就陷入了“不幸”当中。她和丈夫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在别人面前怎么抬起头?3个尚未长大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以后长大了还能和其他孩子一样结婚吗?赖以生存的村庄还能住下去吗，井里的水还能让他们一家人吃吗?生怕别人说三道四，3个非常好学的孩子不得不放弃学业，先后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
翠英说，这辈子她最感激的是县疾控中心和乡卫生院的3位恩人。要不是3位医生像亲人一样关怀她、鼓励她，这个家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为了保密，县疾控中心将她的日常治疗破格划到了邻乡卫生院，逢集日去卫生院领取抗病毒治疗药物，而且，疾控中心的医生都是夜晚到家里来询问她的病情变化。为了消除他们心中的顾虑，疾控中心的医生在她家里一起吃饭。正是因为疾控中心的医生多次上门开导、鼓励她，她才从恐惧、绝望中走出来。
县疾控中心性艾科的李医生告诉记者，翠英的家境贫寒，当时3个孩子都小，丈夫还一直有病。家里的农活都由她一个人干。这几年来翠英家不仅养了十多头牛，而且还栽种了5亩苹果树。加上地里的农活，翠英一个人每天起早贪黑，一个人扛起沉重的家庭重担。尤其是去年以来，丈夫的病情日趋严重，多次晕倒。为了给丈夫治病，最近，翠英将牛全部卖掉，又卖了粮食为丈夫筹集治病费用。
真相
为了生活卖血染病
提起她感染艾滋病的经过，坚强的翠英在向记者诉说的时候，忍不住潸然泪下。1986年翠英和丈夫结婚，因为丈夫的兄弟较多，原本贫困的生活因为分家而越发拮据。1990年他们的第3个小孩出生了。翠英为了减轻身体单薄的丈夫的负担，尽管丈夫不同意，但是她决心跟着别人一道偷着卖血。
“娃他爸身体不好，从身体里抽血谁能情愿，为了3个娃娃不挨饿，我第一次抽血500毫升，血站给了我45块钱。一下能挣45块钱，当时虽然觉得卖血不光彩，但是这些钱不能不要呀?”翠英告诉记者。就这样，翠英在5年的时间里，卖了20多次血。原来当时血站主要是单采血浆，他们从卖血者身上抽血浆后，经过离心设备的处置，使得血浆和红细胞等分离，然后血站再将红细胞输回卖血者体内。虽然卖血者体内的红细胞并不减少，但是他们却付出了一个改变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代价——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2003年11月，该县对既往卖血农民进行了拉网式的艾滋病病毒检测，经过县疾控部门的筛查检测，翠英被查出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一结果，对于翠英和她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夫妻两人整整大哭一天。她想到了死，但是，3个孩子怎么办?留在村子里，她根本承受不了全村人的歧视和风言风语。2004年大年初二，她把3个孩子全部带到了娘家，翠英和丈夫准备永远离开家乡。
“我不怕死，我死了解决不了啥问题呀，我娃娃们还小，如果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妈得了艾滋病，以后娃娃们还怎么活人哩?”她把3个孩子托付给娘家，变卖农具和家畜，出租土地。两人到外出打工，在这期间丈夫因为过度担心和惊恐得了心脏病。
希望
在关爱下勇敢生活
据县疾控中心性艾科李医生介绍，目前，该县存活的8位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大部分都和翠英一样因为以前家庭贫困卖血才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当时，经过联系，县卫生局、疾控中心的领导在电话中向翠英讲述了党和政府对预防艾滋病的许多优惠政策，并且承诺绝对为艾滋病人及家属保密。带着一丝希望，2004年6月，翠英夫妇回到了故土。
在医务人员的启发和引导下，翠英开始考虑怎样配合医务人员与病魔抗争，怎样开展生产自救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地生活下去。当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与翠英一起同桌共进晚餐之后，翠英顿时打消了今后与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是否会传染艾滋病的疑虑。从此，笼罩在翠英心头的阴云终于彻底散去。
“疾控中心和乡卫生院的3位医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积压在我心里的委屈只能向他们诉说，也只有他们才像亲人一样劝我想开些，劝我勇敢面对生活。”翠英说。国家的“四免一关怀”等政策实施后，从2004年10月开始，翠英家每月领到100元的补助，而且扶贫办、农业等部门积极采取帮助措施，翠英将政府补助的钱积攒起来，再从银行贷款，开始养牛和栽植果树。县疾控中心的李医生告诉记者，翠英的治疗非常规范，她已经很自觉地按照要求服用抗病毒药物，她的身体状况很好。
11月24日晚11时40分许，就在记者采访即将结束时，翠英还给记者看了远在上海打工的小儿子给她发来的手机短信：“妈，你和爸爸还好吗?你们不用担心我，你和爸爸多注意身体，你把家里的银行卡号发过来，过几天我给家里打钱……”翠英告诉记者：“我能坚持活到今天是党和政府关怀的结果，是疾控中心‘亲人们’关爱的结果。现在我真的不怕艾滋病了，只希望娃他爸身体早日康复，希望我的3个娃娃都能好好地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