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有近百万人被诊断为前列腺癌患者，是男性中第二常见的癌症。虽然前列腺癌的高发区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近些年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有逐年上升之势。为了弄清它的发病因素与风险因子，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是，前列腺癌的病因也像大多数癌症一样复杂多样，涵盖了先天的遗传因素与后天环境因素，难以厘清。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官方网页上，一共列出了十一条“可能的”风险因素，除去年龄、家庭史等少数项目以外，其他诸如饮食、锻炼、吸烟、肥胖之类的风险因素无不被标上“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标签。
在所有可能的风险因素中，有一项受到了科学家们的长期关注：男性性行为。对于一种发生在生殖器官上的癌症，科学家们性生活上入手进行研究，显然是合情合理。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假说：不同种族中前列腺癌发病率的不同，也许与不同文化里男性性行为不同有关。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少流行病学家在人群中进行调研，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确实发现了蛛丝马迹：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与未得前列腺癌的人相比，患上前列腺癌的病人更经常回答自己有更多性伴侣、或者性生活更为频繁、或者曾有性病史。这一结果，首先由加拿大的一项小型调查报道出来，数年后，在美国加州进行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
那么，是否性生活频繁就一定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相关呢？不！根据两三篇、甚至六七篇文章就要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为时过早。正如后来许多流行病学者在综述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早期研究有着致命的方法局限：首先是取样数量太小，其次它们几乎全部是回顾式研究（retrospective study），要求研究对象回忆在过去的某个阶段性生活的情况，导致所得结果不太可靠，最后许多研究都没有把其他相关因素考虑进去。果然，在后期研究中，五花八门的调查结果相继出现，一些研究能够证实早期发现，有的却不能。
面对这些充满争议的文章，研究者们祭起了法宝：整合分析（或综合分析，meta-analysis）。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它利用特殊的统计手段，把各个不同的研究结果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其结果往往比单独一篇或数篇文章的结果更为可靠。200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学者Leslie Dennis和Deborah Dawson在《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杂志上发表了整合分析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分析显示，性伴侣数量与前列腺癌无关，性生活频率高也许和前列腺癌风险有一点关系，但是由于过去的研究差异太大，从而无法得出清晰结论。其他类似的整合分析或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另一种综合不同研究结果的分析行文方法）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性生活频率、性伴侣数量、第一次性生活的年龄、婚外性伴侣个数等性生活“指标”与前列腺癌风险没有确定性的关系。
然而，有不少学者依然认为性生活与前列腺之间的关系也许并非虚妄，虽然各条线索在互相矛盾的研究中时沉时浮，并不明晰，但也许它们暗示着某些重要的机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