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火烈鸟
每个国家，或者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这些标志性建筑，就代表这个国家或者城市。而粉红火烈鸟，就是美国的标志。那么粉红火烈鸟是如何成为美国标识的?
这只塑料鸟制作于1957年，出现的当时便令人惊艳，并成为很多电影作品的试金石，比如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臭名昭著的电影《粉红色的火烈鸟》。
其雕塑者唐·费瑟斯通(Don Featherstone)于周一(6月24日)去世，享年79岁，是粉红塑料火烈鸟的发明者，这只火烈鸟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郊区美学价值观的图标，随后更是成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理性的象征，暗示着一种文化优越性。
对于费瑟斯通，这位为Union Products’ Plastics公司设计出了草坪线上的火烈鸟，并凭借图片在国家地理杂志广泛传播的大师而言，这只鸟实在是太受追捧——同时也是文化热的开始。
这家公司之前也曾尝试过推广鸭子、鹅、天鹅甚至是鸵鸟，但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匹敌火烈鸟的成功，它与弗罗里达的异域风情产生着共鸣，持续售出2000万对。
2007年，当费瑟斯通被问到，为什么他认为这只粉色塑料火烈鸟能够成功推广的时候，他这样回答《芝加哥论坛报》：“我们将满载热带优雅的盒子卖给人们，每盒只收10美元。而在这之前，只有富裕阶层能够承担得起坏品味。”
但是，坏品味真的是这位雕塑家心中所想吗?他曾经告诉记者，他将无数的郊区社区看做是自己艺术巨大的空白画布。
费瑟斯通说到：“你应当以某种方式标记自己的房子。”他在2000年退休之前，迅速晋升成为公司总经理。他回忆说：“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在商店买一只火烈鸟，带着热带的优雅回家，改变自己单调乏味的房子。”
电影导演约翰·沃特斯1972年将“粉红色的火烈鸟”作为他最为臭名昭著的电影的名称，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有着奇装异服癖的明星迪万(Divine)。据沃特斯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坏品味”数年之后才出现。
沃斯特解释到：“我之所以为它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部电影本身就充满着低级趣味，我就是想要一个无伤大雅、轻描淡写的名字。”
这位导演在其成长期间，看到过很多贫穷的乡村家庭门外的装饰物。据他回忆，其中大部分是石膏作成的，可能在日期上还要领先于费瑟斯通，并且常常在其周围都会有一个蓝色的球和一个许愿井，这些随后被艺术家杰夫·孔斯所采纳。
沃斯特谈到：“我认为他们所触及到的是民间艺术，而不是为了讽刺。”所以随后他对电影名字的选择，特别强调不应当为了讽刺而进行特别设计。当时的人们所收集的是30年代的趣味，而不是50年代。
“在我的电影里，我尝试着表现尊重。迪万住在一辆拖车里，已经退休，正在努力平静的写下自己的回忆。”这只火烈鸟，随着拖车着火最终熔化了，代表着城市的安定与平和。
再后来，火烈鸟和同性恋文化、低级趣味以及导演沃斯特本人联系起来。在弗罗里达的某一个场合上，沃斯特被邀请去和一群真正的鸟类摆姿势造型。据他回忆，这是一次失败的举动。“当然，你无法接近一只火烈鸟。它们成群结队的跑开。我们甚至无法从这一群当中得到一只。”
50年代对明亮色彩的追捧热潮，和将弗罗里达作为冬日度假的浪潮，促使大量以火烈鸟为主题的酒店、汽车旅馆和娱乐室的诞生。
1999年，詹妮弗·普利斯(Jennifer Price)创作了《飞行地图》一书，探索现代美国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对火烈鸟现象进行了详细描述，将其总结为“通过批量生产的文化，实现与自然世界最为普通、日常的接触交往”。
但是，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拒绝了上一辈们的粉红火烈鸟文化，销量随之下降。到1970年，希尔斯凭借其外观自然的喷泉和岩石取代了火烈鸟。
这种粉色的鸟在被战前的德国广泛接纳。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在他的作品中为火烈鸟加上了柔和的线条。正如批评家大卫·西斯尔伍德(David Thistlewood)在他的作品Back to Postmodernity中提到的，波尔克对火烈鸟的柔化“融入到了资产阶级田园牧歌的氛围当中”。
费瑟斯通和她的妻子南希，在后花园里养了57只鸟，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在以这些鸟类的塑料伙伴们开玩笑。两年前他们接受卫报采访时曾讲述过这些鸟打扮起来多么相似。
“我们有四个衣柜，里面装的都是双胞胎套装，两两挂在一起，根据季节和场合进行组织。”
1987年，曼彻斯特政府官员宣布塑料火烈鸟是“对美国民间艺术必要的贡献”，由此，费瑟斯通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认可。那一定也是沃斯特想要看到的场面，他从粉丝那里收到了几十个火烈鸟雕塑礼物。“在这些鸟成为时髦之后，人们将会在自己的草坪上放上百个粉色的火烈鸟。到那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的丢开。”
就像紫荆花是香港的代表，水仙花是福建漳州的代表，三角梅是福建厦门的代表一样，看见粉红火烈鸟，就想到了美国。粉红火烈鸟是美国的文化，它和美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因此很多人谈到时都会激动的落下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