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时的衣带诏事件牵连很广，当时一众大臣暗中接受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暗杀曹操，但是因为事情败露，所以当时事件的主谋董承惨死在了曹操的剑下。衣带诏事件为何会败露?当时除了董承还有谁接受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其实除了董承之外，刘备当时也在其中，只不过后来被徐庶救走了，没有被曹操抓住。
建安四年车骑将军董承称受献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种辑、王子服、吴硕、吴子兰等图谋干掉曹操。夏，刘备与朱灵截击袁术于徐州，备趁机诛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反叛曹操。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谋泄，曹操诛杀董承、种辑、王子服、吴硕、吴子兰，夷三族。这便是所谓的衣带诏事件。
一直以来这一事件，被所谓拥汉派当做曹操欺压幼主，残害忠良的罪证。而董承等人则被视为汉室的忠贞之臣。
《后汉书·董卓传》“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偪，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
《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三国志·武帝纪》“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
《三国志·先主传》“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资治通鉴》六十三卷“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春，正月，董承谋泄;壬子，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
《后汉纪·孝献皇帝纪》“五年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伏诛。初，承与刘备同谋，未发而备出。(承)谓服曰：郭汜有数百兵，坏李傕数万人。但足下与吾同不耳?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尤是也!服惶恐不敢当，然兵又少。承曰：兴事讫，得曹公成兵，不足邪?服曰：今京师岂有所任者乎?承曰：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是吾腹心办事者。”
以上便是各类史书关于“衣带诏事件”的记载，各种记载都非常简单，且相互之间略有出入。我们从中无法得知“衣带诏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只能依靠现有史料的只言片语，加以合理推论，看看能否使该事件得以还原。
首先，董承是否真的持有汉献帝密诏就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汉献帝是不是下过这样的诏书?我们从以上史料中无法得出直接答案。《后汉书》说献帝密诏董承诛除曹操，对此持肯定看法。而《三国志》、《资治通鉴》一说 “董承辞受密诏”;一说“董承称受密诏”。辞受、称受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董承自称有汉献帝密诏“诛除曹操”，至于真正有没有——不知道!《后汉纪》则根本就没有提到所谓的诏书，直接说“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显然是认为董承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衣带诏”，诛杀曹操也是董承自己的行为而已。《三国志》、《后汉纪》均要早于《后汉书》，单从成书时间上来讲前两者可信度要高于《后汉书》。但《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晋承魏祚，从法统上讲，陈寿似乎需要为曹操说好话。这样讲来《三国志》中未明确承认有密诏存在似乎有替曹操掩饰之嫌。但是应该注意到《后汉纪》是袁宏私家所著，成书后也没有献于官方，所以也不必为任何人掩饰。其书直称董承谋杀曹操，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另外我们从汉献帝本人来讲，这个可怜的傀儡皇帝，登基时还是个年仅九岁的孩子。之后的六七年中经历了哥哥被杀、迁都长安、长安陷落、王允之死、被劫入贼营、仓皇东归等等等等。这期间小皇帝被董卓、李傕、郭汜这帮西凉军阀如同玩具一般，用的时候便拉过来，不用之时便随手丢弃。东归之路更是艰难险阻，朝不保夕，眼看着身边的大臣、宫女一批批被屠杀、劫掠，小皇帝所能做的可能只有哭鼻子而已!直到建安元年(196年)被曹操迎入许都以后才算是安定下来，结束了朝不保夕的日子!在许都的四五年时间虽不能说逞心如意，但是与之前的生活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再者此时的献帝估计早已经将察言观色、忍气吞声练至炉火纯青的程度了吧!他也绝不会天真的以为曹操会将手中掌握的一切拱手交还于自己!他与曹操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只要互不侵犯对方的底线，两者便可相安无事!而从史料上看自都许以来五年之间，曹操并没有对献帝做过特别过分的事情，也就是说曹操没有侵犯献帝的底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献帝完全没有必要主动招惹曹操，将自己推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再说，经历如此丰富的献帝怎么会想不到：董承根本就不是曹操的对手，用董承对付曹操根本就是自取其辱;即便董承侥幸诛杀曹操，顺利掌握曹操的权力，大权在握的董承难道不会成为第二个曹操吗?所以从献帝的角度来讲，这样做完全没有理由，也得不到任何利益。
既然所谓的“衣带诏”根本不存在，那么董承为何要谋杀曹操?
董承，现有史料，一说他与董卓同族;一说他是灵帝之母董太后的侄儿。我认为这两条都靠不住。可以肯定的是他曾是董卓女婿牛辅的部曲，后来他的女儿入宫为献帝贵人。董卓迫帝迁都长安后，董承随牛辅屯驻安邑一带。董卓被诛，牛辅被杀之后，董承随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这期间西凉军干的那些坏事想来他也是有份的)。之后李傕、郭汜因争权而互相攻击，张济前来调解。献帝提出东归，李傕勉强答应，此时董承受封为安集将军，随车驾东归。猜想他的女儿被封为贵人应该是在此之前不久，此后的董承的确是为保护献帝东归立下大功。东归途中李傕、郭汜反悔，想将献帝劫持回去，董承、杨奉等先后与他们大战数次，虽说败多胜少，死伤惨重，但好歹是将献帝送回了河东地界。此时在献帝周边护驾的军队非常复杂，有杨奉、张杨、董承、韩暹等。
兴平二年(195年)十二月，车驾幸安邑。建安元年正月曹操遣将曹洪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之，洪不得进。董承、张杨欲以天子还雒阳，杨奉、李乐不欲，由是诸将更相疑贰。二月，韩暹攻董承，承奔野王。张杨使董承先缮修雒阳宫。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杨奉、李乐、韩暹营，求送至雒阳，奉等从诏。庚子，杨奉、韩暹奉帝东还，张杨以粮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车驾至雒阳。张杨还野王，杨奉亦出屯梁。韩暹、董承并留宿卫，董承受封卫将军。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将兵诣雒阳。
可见董承是因为与献帝达成了某种协议，所以转变立场，弃暗投明，由西凉军一位小头目转而成为护驾功臣。他手里应该是有些兵力，但是不会太多。车驾至安邑，曹操派来的先遣部队被董承等人阻拦。可以想见董承、韩暹等人不愿再多来一股势力分享献帝这张王牌。而且他们都想将护驾还都的功劳据为己有。于是韩暹、董承交恶，董承处于劣势，所以潜召曹操入京。
董承驱虎赶狼，却不曾想所有的成果瞬间被虎吞没。在曹操的主持下封董承等护驾有功之人为列侯，并迅速将献帝移驾许昌。一块硕大的蛋糕被曹操独吞，分到董承手中的最多是一个小小的棒棒糖!而且董承自己也身陷重重包围之中。他哪一点武装力量有没有带到许昌，我们不得而知。即便是带到许昌，曹操也会很快让其消失的无影无踪。
之后韩暹、杨奉先后被曹操消灭。建安三年，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傕，夷三族。建安四年，曹操趁张杨内讧将其势力消灭。不知道董承看着他曾经的同袍、上司，一个一个消失的干干净净，心中是何感想。值得注意的是，建安四年四月，董承官拜车骑将军，开府!(《后汉纪》此事在三月)而刘备离开许都，出击袁术的时间应该是在四月或五月。也就是说“衣带诏”开始谋划的时间应该是在此之前，至晚也应该在这年的三四月间。那么曹操在此时给董承加官进爵就显得颇有深意!
第一种可能：曹操已经觉察到董承的图谋。但是，因为此时袁绍已经准备南下，出于安定后方、团结抗敌的需求，曹操不愿意在这个关头大开杀戒(当然也有可能是想等董承的阴谋败露之后，再将其连根拔起。)。总之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出手，而是以加官进爵来安抚董承。
第二种可能：曹操没有发觉董承的图谋，那么这就说明自建安元年以来他与董承之间并不和谐，二人明里暗里一直在斗争。大敌当前的关口，曹操不想董承掣肘，以此来安抚董承。(也可以对外展示许都的 “精诚团结”)
以我的猜测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那么他们为何斗争，又在争什么?我们看看《后汉纪》董承与王服的对话——董承想做吕不韦!他想要权力、军队、皇帝等，总之现在曹操掌握的一切他都想要!
我们现在将前后串联起来：献帝东归，董承因为护驾有功接近了东汉皇帝这张王牌。于是野心膨胀决心学学吕不韦，干一票大买卖，买卖的对象便是献帝乃至东汉帝国!但是由于实力不济，在与韩暹等人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所以潜召实力派的曹操进京助拳，不曾想这买卖最终被曹操夺去。但是董承并没有死心，在以后的几年中一直在等待机会翻盘。建安四年袁绍准备南下攻击曹操，此时的许都人心惶惶、混乱不堪;此时的兖豫二州郡县皆叛，处处烽烟;此时的曹操穷于应付，焦头烂额。董承于是联系了为曹操所信任的王服，应该是终于汉室的种辑，以及刘备、吴硕、吴子兰等人，密谋趁机诛杀曹操，而后接管曹操现有的一切。而曹操也担心董承趁机作乱，于是便给董承升官，想以此来换得许都的暂时安定。但是董承并不接受这笔交易，所以曹操为解决后顾之忧，才在开战前夕将他们全部诛杀。
还有一种可能，董承自入许以后便没有非分之想。但因为他是 “东归派”中最具实力的人物，曹操对他不放心。一面不断地给他加官进爵，一面暗地里消弱他的实力。董承眼看着曹操的事业越做越大，而自己的实力一天天削减，心中惶恐，想趁机凭死一搏!
当然也有董承既是出于自卫，又想实现野心这种二者兼有的可能。
不论哪一种可能“衣带诏事件”仅仅是董承与曹操的斗争，充其量是“东归派”与曹操之间的斗争。献帝本人并没有参与其中。
